“生态平衡”显然是现代词语，英国的生态学家布赖恩·巴克斯特就宣称：“在意识形态的天空，生态主义是一颗新星。”这无疑是说，在古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中，“生态主义”根本就不会产生。然而，中国古代没有“生态主义”的词汇，不等于没有注重“生态”的观念。读南宋词人辛弃疾的词作，还真发现了一首关于生态平衡的作品《鹊桥仙·赠鹭鸶》，全词是这样的：
   
    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主人怜汝汝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
   
    白沙远浦，青泥别渚，剩有虾跳鳅舞。听君飞去饱时来，看头上风吹一缕。
   
    稼轩先生这首词很别致，他以人鸟对话的形式，以风趣幽默的口吻，向白鹭传达了他对保持生态平衡的关注。他首先对白鹭晓之以理，告诉它，门前小溪里的鱼儿寥寥可数了，不能再捉了（“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接着又对白鹭动之以情，告诫它，应当像主人体谅它一样体谅鱼儿的命运（“主人怜汝汝怜鱼”）。既然白鹭不能再到溪里捉鱼，那么，它的三餐如何解决呢？辛弃疾先生耐心地告诉它，在“远浦”“别渚”，“虾”“鳅”之类食物所在多有，混个肚儿圆绝对没有问题（“白沙远浦，青泥别渚，剩有虾跳鳅舞”）。他甚至激赏白鹭，在它乘风觅食、饱餐返程之际，风吹着羽冠，简直“帅呆”“酷毙”了（“听君飞去饱时来，看头上风吹一缕”）！在辛弃疾先生笔下，这种人鸟对语、物我共处的映象（“要物我欣然一处”），是一种多么怡然、多么恬静、多么协调、多么天趣的生态境界。而这与今天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完全契合的。有人在对此词进行注释时主观地宣称，词人在作品中塑造了“鱼儿”与“虾鳅”这样两个意象，前者代表了“善类”，后者代表了“恶类”，以至于词人“爱恨分明、疾恶如仇的样子”，“很像写过‘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杜甫”，对于这种习惯于运用类似“阶级论”的“两分法”，对任何事物都是二值判断、二元对立的看法与做法，我是向不赞成的。
   
    应当说，稼轩先生基于平衡与制约的生态观，在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中，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的。那位以“三过家门而不入”而名世、却被某教授考证出其非为“治水”实为“幽会”的治水英雄，在其当政期间，就曾颁布过一项“政府法令”：“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逸周书·大聚篇》）而在比他晚了若干世纪的成汤王朝，也流传过一则保护生态的动人故事。据《史记·殷本记》，成汤出游时，看见猎人捕鸟四面张网，欲将鸟儿一网打尽。他就让猎人把网去掉三面，并说：欲往左面跑的就往左面跑，欲往右边逃的就往右边逃，实在不要命的就来撞网。（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网开三面”的典故，说的就是这件事。
   
    正是基于“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文子·上仁》）的施政传统和执政实践，后世的思想家们将这种传统和实践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概括和论述。这些概括和论述，尽管也同样古老，但今日读来，仍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如果说孔子的“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篇第七》），还是限于个人自律的话，那么，孟子关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就是施政提案了。如果说，孟轲的建议是从正面阐述的话，那么，《吕氏春秋·义赏》就是从反面论证了——“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应当说，这种论证有着强大的逻辑力量。正是这种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的阐述和论证，才丰富、发展、深化了我国古老文化中的“生态平衡”思想。而这种古老的“生态观”，不仅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至今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稼轩先生关于“生态平衡”的思想，在他的词作中，并不显得突兀或孤出，他的生态观，也决非荒诞与奇异的无聊与搞笑，他所告诫白鹭的“溪里鱼儿堪数”，他所追求的“物我欣然一处”，正是我国古老文化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这一“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那么，对于这一显然属于优秀文化的“生态观”，今人是如何继承和发展的呢？看看我们的身边吧，沙尘肆虐、空气污染，童山斑驳、森林枯竭，江河断流、草原沙化，……仅就水污染而言，去年以来，滇池绿浪，巢湖蓝藻，东湖死鱼，沭阳断水，……警报频频，如边警烽燧。我们的手段已经现代化了，早已不是“涸泽”和“焚林”的层次，但恩格斯早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自然、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今天，读辛弃疾的词作，岂止是吟风弄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