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词在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所谓“以文为词”，这是形成其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后人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不少评论家因而大加赞扬，南宋刘辰翁对其使用经史，牵《雅》、《颂》入郑卫推崇备至，认为“词至此亦足矣。”（见《辛稼轩词序》）清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说：“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 异！”（《艺概·词曲概》）但也有不少人持有异义，南宋刘克庄一方面肯定了他“一扫纤绝，不事斧凿”，同时又指出“但时时掉书袋，”清代一些词论家亦以“宋人以东坡为词诗，稼轩为词论”，讥其“非词家本色。”
如何较客观地看待辛词这一显著特色，特别是如何评价“以文为词”这一文学现象对辛词、对整个词坛的影响，仍然是今天辛词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就此略陈浅见，以乞教于前辈学人。
所谓以文为词，简单地说即是运用散文的某些手法来填词，如南宋陈模子宏所说，“乃是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综观全部辛词，不难发现，其主要表现乃是大量运用典故，化用经史子集文句，融汇口语、俗语，以散文化、议论化的句式写词等等。辛词的这些特点是前人所没有的，刘辰翁说：“自稼轩以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因而，这种“以文为词”便可视为辛弃疾对宋词的一种开创性突破。
既为开创性突破，自然要与传统的做法在许多方面背道而驰，其中便不免有成功的一面，亦有不足的一面。辛弃疾这方面的得失究竟如何呢？我们从宋代词坛的状况、从他本人的创作目的以及作品的客观效果来作一点考察。
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沿袭着一条婉曲柔美的传统道路发展，“诗庄词媚”的传统信条似乎规定了它的内容和风格。从众多词人的词作来看，基本没有逃出闺愁乡思，悲欢离合的圈圈，它表现的范围较诗文确实窄的多。其间，虽也有许多才华横溢的词人各以自己的贡献给词坛吹来一阵阵春风，特别是苏轼，他“以诗为词”业已把词的题材范围扩展到凡能入诗者尽都驱之入词的地步。但是“词为艳科”的传统观念毕竟为大多数词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试比较欧阳修等人诗与词的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便可窥其一斑。到李清照，更从理论上提出“词别是一家”的观点。这里姑不论“词别是一家”理论的长短，自来词人们怎样恪守着词的界限却已是了然若揭了。如果说苏轼“以诗为词”首先突破了传统的束缚，那么辛弃疾“以文为词”便真正算得了彻底意义上的发展，它简直捣毁了前代词人设下的一切樊篱，让带有浓郁脂粉味的词在与别的文学形式的交融与借鉴中插上强劲粗壮的翅膀，以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风格而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令人耳目一新。
的确，辛词无论数量、质量在宋代词坛上都堪称一流，但是，认真地说，辛弃疾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词人。或者说，他其实无心于做词人，只是以词为手段，抒写他作为一个爱国志士的热情与壮志，抒写他作为一个反侵略战士的渴望与追求。他的门人范开在《稼轩词序》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尔。”又说：“意不在于作词，而其气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可见辛弃疾并不想在词学领域内刻意求新、刻意求奇，他是一个有宏大政治报负的人物，是所处的时代使他的英雄才干无法施展，他才借助于词倾发心中的郁愤与不平。正因为这样，这位余事为词人的人与正统的词人不同，一任气之所使，蓄之所发，绝不让传统的牢笼束缚自己的手脚。加上他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胸有完卷而又精于词道的人，他的英雄之气、一世之豪与博学广闻便铸成了这种完全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的词风。这就是王士祯所称道的“英雄之词”。这种英雄之词大都是词人丰富深沉情感的自然流露，昂扬的爱国激情构成了它的思想主体，广取前人诗文，博收民间语汇，以及灵活多变的散文化、议论化句式又构成了它的语言特色。辛词的这一特点不仅以其表现生活的深度、广度冲破了传统的选材范围，这种“不主故常”“随所变态”的艺术手法更给宋代词坛带来了令人眩目的新气象。
由此，我们可以说，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第一贡献便是这种创新，它以一种不可压抑的气势为宋词冲开了一条新路，它把一股新鲜血液注入词这种文学形式，使之在文学史上获得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辛弃疾存词六百二十六首，（据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这些词，有的抒写图谋恢复、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有的斥责投降派苟安误国的可耻行为，有的倾发报国无路、壮志难酬的郁愤与孤独，有的描写和平美丽的农村自然风情。其中，最能体现“以文为词”艺术手法的是那些抒发英雄豪气的词。或者感时论事，或者借古抒情，赠酬、应和、送别、祝寿，处处流露出词人雄心不老、壮志难酬的激烈情绪，正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词人选择这种手段创作这一类词是不无道理的。试看他的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狒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在用典、句式、议论诸方面都算得上以文为词的典范。词中一连用了孙权、刘裕、宋文帝、北魏太武帝、廉颇五人的典故，基本思想包含着词人从对历史的沉痛回顾中得出的救国主张。句式也接近于散文化、口 语化，末句更直接从《史记》中脱化而出。因而前人对这首词颇有不同看法，岳珂批评他“用事多”，“掉书袋”，(见《桯史》)而杨慎在《词品》中却说：“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分析这首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岳珂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写这首词时，六十五岁高龄的词人已南归四十三年，他图谋恢复的雄心与英雄才智一直无法申展。一腔报国热情与严酷的现实在他心中交织成一种苍凉、悲壮、沉雄的激情，因此，即景怀古、借古言今，寄托自己的忠愤、阐发积一生经验的救国主张便势在必然。词中涉及的历史人物不仅与镇江此地有关，而且与词人滔滔难平的此情、申述救国大计的此心密切相关。因此，几乎全首用典，且含有词人对恢复大业深思熟虑的议论，却丝毫没有卖弄学问之嫌，也不会使人感到枯燥乏味，反而以一种更为深沉的力度震憾读者，让人们在对历史的反思中看到惊心动魄的现实。
在另一些词中，词人这种“以文为词”的手法也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表达的是一种浓郁、悲凉的复杂心境，上片以江南秋晚的壮阔景色牵动游子的情怀，落笔便奠定了全词的基调，但似乎不能完全表达词人深沉的思考和此刻交织着矛盾的复杂情绪，下片便接连用了张翰弃官归家，刘备指责许汜两个典故，并以“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三句带有强烈抒情意味的议论来进一步提示内心的矛盾，深化了全词的意境。其中“树犹如此”完全从《世说新语·言语篇》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借用而来，却全无斧凿之痕，恰切地表达了词人发自内心的感叹。全词可以说达到了情与景、议论与抒情、历史与现实的完美结合，经我们留下了一个徒有报国雄心而无法施展才干的词人的悲愤、孤独形象。
《贺新郎·甚矣吾衰矣》一首，化用、借用经史子集句子表现得更为突出。“甚矣吾衰矣”从《论语·述而》“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来，“白发空垂三千丈”从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来，“我见青山多妩媚”句，“江左沉酣求名者”从　苏轼《和陶渊明饮酒诗》“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来，“岂识浊醪妙理”从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诗“浊醪有妙理”来，“云飞风起”化用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化用《南史•张融传》“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见我”句。一首词中熔铸如此众多的经史语言及前人诗句，且通篇以议论的句式表情言志，在别人是绝不敢为的，但是，辛弃疾却用得这样贴切、自然，真是“一经点化，如同已出”，不仅丝毫看不到捏合拼凑的痕迹，反觉全词情绪脉络一气贯通，自然流畅，字里行间似有一缕悲壮苍凉的感情缓缓流出，把词人感慨时运，壮志难酬的满腔忧愤细微地表现出来。
不难看出，这种以文为词的表现手法，在许多篇什中不仅无碍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相反地正切合了抒写这种爱国激情和一世豪气的需要。研究辛词中这部分精华，我们在高度评价充溢着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的“英雄之词”丰富内涵的同时，也应当充分看到这种创造性的表达形式——“以文为词”的显著艺术效果。
由此，我们又可以说，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第二个贡献，乃是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昂扬爱国精神和无法压抑的豪放气质的特定方式，它使辛词在整个词坛上以相当鲜明的特色而独树一帜，别立一宗。如南宋刘克庄所言：“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辛稼轩集序》）。
这种“以文为词”的手法也充分显示了辛弃疾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不论是化用前人诗文，隐括经史子集，融汇典故、成语、俗语、口语，还是灵活地运用散文化、议论化的句式，构成对话式、问答式、呼告式的结构，他都能做到得心应手、曲伸自如。他运用语言的灵活、巧妙、天然浑成与他铸语选词的广泛都是其他词人不可企及的。
化用前人诗文及广泛用典已如前论，融汇成语、俗语、口语在辛词中亦灵活自然，比比皆是，成为辛词运用语言的显著特点之一。《满庭芳》中“铮然一叶，天下已知秋”，《洞仙歌》中“贤愚相去，算其间能及，差之毫厘谬千里”，源于成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江月》中“信看全无是处”的“全无是处”也都是民间习用的语言。口语中常见的词汇如“怕是”、“生怕”、“那得”、“做弄”、“天来大”、“些儿”之类，在辛词中更是随处可见。“怕是秋天风露，染教都香”(《清平乐》)，“生怕见，花开花落”（《汉宫春》）等等，不仅巧妙地露运用口头词汇，不经意地融入多虚词，而且这些句子本身就是地地道道的口头语言。
这些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成语、俗语、口语，在一般正统词人眼里是不屑一顾的，而它们却因为带有浓郁的民俗气息显得生动活泼。辛弃疾把这些原始形态的材料用到词中，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使它们更为活泼可爱，显示出别具特色的表现力来。
此外，辛词在安排句式、结构语言方面也大胆地突破了常规。他常常运用散文化的句式来铺述、描写、议论、抒情，试看以下各句：“家住江南，又过了清明寒食。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籍”，“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好雨当春，要趁归耕。况而今已是清明”，“笑吟吟地人来去”，“莫吟诗，莫抛尊酒，是吾盟也”。这些完全散文化的句子并不显得呆板，它把清新的气息带进了辛词。
他在词中灵活地运用问答句式、对话句式、呼告句式。《南乡子·京口北固亭有怀》便是问答式的典范：“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通篇以问答式结构而成，轻快流宕，一气呵成。另如《西江月·遣兴》中与松的对话：“问松‘我醉何如’”？“以手推松曰‘去’”，《玉楼春·效白乐天体》中“故人别后书来劝，‘乍可停杯强吃饭’，云河相见酒边时，却道‘达人须饮满’！”《鹊桥仙·赠鹭鸶》：“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是以呼告式领起，然后全用对话引语。
这些被旁人认为不宜入词的句式，辛弃疾不仅用得巧妙自然，不露痕迹，而且以一种新鲜感和灵活多变的表现力，增添了词作的活力和情趣。
李清照曾批语苏轼的词为“句读不葺之诗”，这当然主要是就音律而言。至于铸造语造句，恐怕北宋以前的词人谁也不会想在这一方面变出大的花样来，即使苏轼也绝不可能自由奔放，不拘一格到这地步。而辛弃疾却以自己宏富且风格多样的词作，证明了这里也没有绝对的禁区。无论是成语典故、经史、文句、前人诗句，还是广泛流传在人民大众口头上的谚语、俗语、口语，及各种生动、灵活的句式都无不具有各自特有的表现力。前人的诗人语言，即所谓历史语汇，富有典雅、含蓄、凝炼和包容量大的特点，这是一份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活跃在民间的语言、句式，即所谓民间语汇，富有生动、活泼、新鲜和生命力旺的特点，这又是一条散发着泥士香气的语言泉流。词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创作的需要，选择那些最能表达思想的语言形式，使词章显示出丰富多彩的语言风格来。
由此，我们又可以说，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第三个贡献，正是广泛地运用历史语汇和民间语汇入词，把这些风格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的材料，溶铸成一种别具特色的辛弃疾式的语言，从而丰富了宋词的语言风格，开阔了词人的眼界，拓开了词这种文学形式选词用语的范围。
正因为如此，辛弃疾以文为词的特点才引起后代文人广泛的赞扬，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它有效地表现了辛词丰富深广的思想内容，使这位天才的词人在词坛上永远令人瞩目。
但是，文与词毕竟是有着本质差异的两种文学形式。就语言艺术的范围讲，我们可以把二者相互交融，相互借鉴，以丰富各自的特点。而这种交融与借鉴终究有它的限度。“过犹不及”，如果一味地“以文为词”就难免要破坏词本身固有的特征而走到另一条路上。
在辛词的另一些篇什中，“以文为词”就明显地产生出如此弊病。
诗词都讲究意境，贵含蓄，这和一般的古文是有明显差异的。清沈祥龙说：“含蓄无穷，词之要诀，含蓄者，意不浅露，语不穷尽，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其妙不外寄言而已”。（《论词随笔》）司空表圣亦云：“梅止于酸，盐止于咸，而美在酸咸之外”。（《司空表圣文集》）评论家所称道的正是词含蓄、蕴藉、深藏不露的内在美。辛弃疾自然深谙此理，他的大量优秀词章堪称情深意蕴。所以近人陈询在《海绡说词》中称赞他“词笔莫妙于留。……虽以稼轩之纵横，而不流于悍疾，则能留故也。”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附录》中也说：“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但辛词也不全都如此，有时候，一味使气任性，豪放不羁，一味以文为词，也不免流于空泛浅露，平直无味，因而王国维接着又说：“然（稼轩）亦若不欲以意境胜”。
辛词中有许多广为传诵、颇受称道的壮语豪言，常常以议论出之，虽为后世留下催人奋进的佳句名言，较之他自己那些情深意蕴，余味绵长的词句，已觉显露、平直、无甚回味。试比较“哭人间，苍然无物”，“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马革裹尸当自誓，娥眉伐性休重说”“千丈擎天手，万卷悬河口，黄金腰下印，大如斗”。“要挽金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等句和“江南游子，把吴钧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不知精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凉好个秋”。这些词句同样揭示了词人的内心世界，前一组甚至更以昂扬振奋的激情表达了词人的英雄气概，使后世读者为之奋然而起，这当然也是辛词中的佳句，但相比后组却显得意在言表，没有更多令人咀嚼、回味的东西。如果我们进一步结合南宋当权者的腐败苟安、国力衰微的实际，结合词人一生不被重用的遭遇，甚至会感到壮则壮矣，未免空泛无力，流于叫嚣。
辛词中还有一些几如游戏之作的篇什，虽也寄托着词人的喜笑哀乐，但一味豪放，甚至通篇散文化、议论化，失去了词所特有的意味，读来索然寡味。试读《柳梢青·八给之辞》“莫炼丹难，黄河可塞，金无成难，吸风饮露、长忍饥难，劝君莫远游难。何处有西王母难。休采药难。人沉下土，我上天难”。（难：语助词，略如口语中“哪”）象这样在词中论理，语句节奏又接近于顺口溜式的民谣，丧失了词的特有韵味，虽无不可索解之处，却全无意趣、情味可言。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这种“以文为词”的弊病之一，乃是破坏了词的意境和特有的韵律美，故觉少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缺乏词委曲动人的艺术魅力，终不能与集中一流之作同日而语。
古人赋诗填词讲究赋、比、兴、注重鲜明生动的形象。历代杰出词人或借景言情，或借物寓意，或以事明志，无不借助于生动感人的形象，辛弃疾自然亦深谙此道，他的大量词作，给后人留下了无以数计呼之欲出的形象。但是，也有不少作品，由于用典过多，议论色彩太浓，又杂以许多经史文句，显得抽象空泛，缺乏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他有一首游蒋山（即锺山）的词《一剪梅》：“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白石风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其中“独立苍茫”用杜甫句，“归去来兮”用陶潜句，“今我来思”用《诗小雅》句，“芳草萋萋”用崔颢句，“桃李无言”用《史记》句。应该说，前人这些句子意象都是十分鲜明、完整的，但一首游山小词，集中前人如此多的句子，把这些彼些并无必然联系的意象组合到一起，读者的感觉便不免跟着前人的句子跳动反倒削弱了词人的自我形象，看不到词人自身的亲切感受，使词中形象模糊、零乱，而失去了生动感、新鲜感。
由此，我们又可以说，这种“以文为词”的弊病之二，乃是损害了词鲜明生动的形象性，尤其是那些即景抒怀，赠别言情之类的作品，更需要亲切可感的艺术形象，一味地“以文为词”势必把人至深的情感弄得断续零落，把词中的形象弄成散金碎玉，而失去感人的魅力。
作为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词自然首先便需具有所谓可解性。清李渔在《窥词管见》中说：“诗词未论美恶，先要使人可解”。这是极有见地的。当然，并非凡通俗晓畅之词都是好词，但即便词人自有高妙之理，至笃之情，而通篇多有机关，累卷不无奇字，隐晦难读，令人无法索解，无论如何是算不上好词的。如前所说，辛词绝大多数篇什虽广为用典，隐括经史，用得自然灵活，恰到好处，却能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然而辛词中确有一些走得太远的作品，由于贪于用事引文，追求奇字巧句，搞得生硬板滞，佶屈聱牙，令人无法索解。清沈雄在《古今词话》中便引出周雪客的话指出”稼轩对句如‘对郑子真岩石卧，赴陶之亮菊花期’，生硬不可按歌“。这是就音节而言的，其实辛词中还有许多为音节和押韵，搞得结构生硬古怪的句子，如“八百里兮麾下灸”（《破阵子》）“两人百岁恰乘除”（《浣溪沙·寿内子》）之类，虽结合全词亦能明白其意，而句式结构、词义使用都显得生硬免强。理解此等句子，均需要一定周折。
辛词中还有三首《哨遍》可视为散文化、议论化走到极至的词章，词人融庄周思想于其中，通篇阐发哲学道理，完全是虚幻玄妙的清谈。意境形象自不必说，即此深莫能测的哲学便令人望而生畏，给全词内容的一带来许多麻烦。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这种“以文为词”的弊病之三乃是把作品弄到晦涩难懂、艰深不可卒读的地步。如邓广铭先生云：“使用很多史实和典故，致使阅读稼轩的人们必须随时去翻检一些书册，否则对词中涵义便有无从索解之感。”（见《稼轩词编年笺注·题论》）因而集中部分词作实际上失去了传达思想情感的社会功效。
此外，前人已充分注意到，这种“以文为词“要做到好处，须是词人本身要有“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如陈廷焯所言“自是有大本领大作用人语”，（《白雨斋词话》）只有象辛弃疾这样融军事政治、文学才干于一身，且又博学广闻，感情豪迈奔放的人，才能挥洒自如，喜笑怒骂皆有章法。清谢章铤说：“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有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俄空焉，亦萧萧萦萦，如牖下风耳。”后世许多词人并无此等气质而效其作法，结果弄到一味叫嚣，“愈学稼轩，去稼轩愈远。”（陈廷焯语）即使象陈亮这样与辛弃疾志同道合，且议论英伟磊落，声名震动朝野的人物，其词风虽颇似稼轩，然已无法与稼轩比肩。诚如他本人所言：“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读他的《龙川词》，仿佛听他阐述恢复宏论一般，更是典型的“词论”了。至于江湖习气较浓的刘过，以及后世刘克庄所谓辛派词人，虽力学稼轩，间有酷似辛词的作品，而大都流入粗率，不免为人疵病了。
尽管如此，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仍然不失为对宋代词坛的开创性贡献。它象一股洪流抉破了一切传统堤防，虽有泥沙与之俱下，却毕竟冲出了一块新的天地。因此，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学现象，辛弃疾“以文为词”确实给宋代词坛带来了开创性的变化，它使辛词以前人完全没有的恢弘气象雄居词坛，其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作为一种创作规律，这种手法却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并不宜于广泛提倡和不加分析的普遍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