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辛弃疾是个悲剧英雄，他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壮志落空，报国无门却又至死不忘北伐复兴。风雨飘零的时代里，这个悲剧英雄对当时国家的衰弱和民族的黯淡前途有着无限的忧虑。正是这悲剧的一生，使得他的词作也具有了浓郁的悲剧色彩。在现实和理想的对立中，在豪情壮志和个人的生存困境之间的对立中，他的词有了一种对悲剧意识的体认。他的悲剧意识体现在亡国之痛，历史的感伤，个体生命的悲剧三个方面。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浅析，并试图寻找形成这种悲剧意识的原因。
关 键 词：辛弃疾   词    悲剧意识

Abstract：Xinqiji is a tragic hero, his whole life was tragically life of high aspirations come to nothing, but shall have nowhere left forgets his Northern Expedition rehabilitation. Wind faded and fallen era, the tragic hero of the country's weak and the nation bleak future has boundless concern. It is this tragedy, a life of the term for which he also has a strong flavor of the tragedy. In reality and the ideal opposition, the lofty sentiments and aspiration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plight of his term as there is a sense of the tragedy of culture. He tragedy awareness of the pain reflected in subjugate a nation, the sad history, the suffering of three individual lives. All three aspects from shallow to analyse , and trying to find a sense of this tragedy.
Key words：Xinqiji   Sung phrase   Awareness of the tragedy

“悲剧意识”这一词起源于西方，“是悲剧主体对自身与悲剧客体的对立和分裂以及苦难的必然性的一种清醒的体验。” 悲剧意识非西方独有，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其悲剧意识的底蕴同样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特质和悲壮的精神。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词作就具有这样的悲剧意识。
辛词的艺术风格多被历代词家评为：雄浑壮大，豪放独迈。与苏轼并称为豪放派大家。这位慷慨报国的大词人，在给后世留下的六百多首词中，寄一腔孤愤于其中，展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一个英雄，杀敌报国、恢复中原、建立丰功伟绩是他的理想。因此，他的词作中就有了金戈铁马的雄健刚勇之气和气吞万里的磅礴之势。但是，辛弃疾自渡江南归以来的四十三年里，有二十多年远离抗金前线，只在地方上任职，二十多年闲居山林不被用，他念念不忘的抗金大业始终无望。这位悲剧英雄的一生遭遇，使得他的许多作品中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壮美。深沉的悲愤中蕴含着无以排遣的痛苦，激昂慷慨却又凝练深沉。
纵观辛词，其悲剧意识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亡国之恨和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那首《黍离》，开创了对亡国进行的悲叹的先例。“彼黍离离，比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作者历经故都昔日繁华不复存在，唯有青青黍苗，荒凉遍地，悲痛之时不禁发出了浩然悲叹。在充满爱国情怀的辛词中，也有着许多这样悲恸欲绝的篇章。
  　公元1176年的春天，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公事的辛弃疾游造口，并在造口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词曰：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在这首词中，词人首先追忆四十多年前金兵侵入赣西，人们遭受荼毒的悲惨状况。“西北望”表现了对沦陷地区遭受苦难的百姓深切的同情，这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中原地区的无比思念。诗人看到滚滚而逝的清江水，想到了汴京想到了中原的广大地区。此时的中原人民仍然处在金兵的铁蹄之下，而词人的北伐理想在历经种种的磨难之后仍然不得实现，念及此，心情的沉痛也自然难以言表。无奈之时，遥望汴京，可惜故都被无数山遮住了视线。伫立许久，当词人的心情平静下来之后，江边深沉的暮色浩茫无际，又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忧愁中。压抑他的不仅仅是这暮色，深山中还传来鹧鸪那使人增愁的叫声。因为鹧鸪鸟的叫声如同“行不得也哥哥”。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谈到：“‘闻鹧鸪’之句，谓恢复之事行不得也。”所以这声声鹧鸪的叫声，更加的让人难以从悲痛中自拔了。在这首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感的词里面，浓郁的悲剧意识蕴藏于其间，使得全词有了一种悲愤之美。
辛弃疾出生于北方的沦陷区，自幼过着亡国奴的屈辱生活。在抗金的斗争中，二十二岁南归，南归后四十余年壮志不遂，忧患半生。他在感情上是深深依恋着中原故土的，“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家园沦丧，亡国之痛在他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他不只一次的登高台遥望中原故土，在《声声慢•赋红木犀》中他忆故土思中原：“管弦凝碧池上，记得当时风月愁浓，翠华远，但江南草木，烟锁深宫。”即使是在宴客欢乐之时，他也想到国家的忧患，宴饮之后送人，他曾感叹道：“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原》）。身在南方的他心中时刻挂念的依然是“胡尘未断”的北方故土。
由此可见，辛词中的悲剧意识不是一般的对生活的忧愁哀伤，而是和亡国之恨融合在一起的。中原沦丧，半壁江山又面临着雨打风吹，词人那颗念及国家兴亡的至大至公之心在亡国之恨中发出了最悲凉的声音。在辛词里，个体的情感是在向民族情感汇流，这种汇流造就了辛词的崇高格调。由于在辛词中有这样一种崇高的格调，其悲剧意识也就显得十分的壮美。在故土难收的焦虑中，在抒发亡国之痛的同时，词人没有消沉无望，他始终是积极进取的，直到白发萧萧的晚年，他还请缨杀敌。“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的忧国忧民中，始终充溢着一种“马革裹尸当自誓”的精神，这使得辛词中的悲壮情调不悲观不消沉。由于有了亡国之恨和忧患意识，辛词在悲壮中又有了这样一种崇高美。
二、历史的感伤
在辛弃疾的词中，历史上许多悲剧性的人物成为他的知音。怀才不遇的贾谊和有心报国无路请缨的辛弃疾命运相似，他在《满江红•倦客新丰》中写道“寂寞贾长沙，伤时哭。”不畏强敌，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孙权，坚守着父兄所开创的江东基业，被辛弃疾不止一次的称赞为是敢于和“曹刘”相抗衡的“天下英雄”。他在许多词作中写到孙权： “年少万兜鍪，坐断江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世无知音，失意的英雄才会向历史中寻觅知音以慰怀，词人经常在现实中抱怨这种知音难求的孤独和悲凉：“谁识稼轩心思”。（《水龙吟•被公惊倒瓢泉》）“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在现实中，辛弃疾是孤独的。试看这首词人写于闲居在带湖时的《八声甘州•夜读李广传》，就是这位孤独者在历史中渴求知音的作品。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鞍。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射虎山横一骑，裂五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田园。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往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身轻寒。
词前小序说：“夜读《李广传》，也不能寐。”词人由悲剧英雄李广的不幸遭遇而联想到自己。该词的上片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写李广受辱于霸陵尉的故事，下片赞扬李广虽然遭受打击仍然风流慷慨，短衣匹马。这实际上是辛弃疾用李广的精神来激励自身。李广在汉朝的开边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始终难以封侯。被削职居闲在终南山。飞将军之屈恰如辛弃疾的遭遇。南宋更是个屈死英雄的朝代，他所受到的不平更甚于李广，他被闲置不用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这种政治寄托里，使人很容易的想到南宋朝廷内昏君佞臣们排斥忠良打击抗战派的行为。千古之下，这种悲愤之情似乎仍激荡在这些词作中。
辛词的这种悲愤仅仅是狭窄的匹夫之悲吗？当然不是，辛稼轩词作中的悲剧意识是在向开阔恢宏的历史悲剧感中演变。他的发思古之幽情又绝非仅仅限于个人的身世荣辱，而是超脱了个人的不平命运的嗟伤。登临、游赏、吊古、话别……这些辛词中经常出现的活动中，作者不只是在写自己的狭隘的个人感慨，而是处处同家国之情联系在一起的。在送别亲友时，他是这样坦率的透露：“不是离愁难整顿，被他引惹其他恨。”“其他恨”者，显然是家国之忧。他的家国之忧，通常是融入对历史的感伤中，通过怀古的方式表达出来。当词人历经古战场，途经历史古迹的时候，这种历史情怀就将这些悲壮的情思引发出来。在京口，他的感触最多。“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雨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在辛弃疾的词作中，这种历史感伤主义的情绪更深刻的体现在那些古迹旧痕所触引的历史哀叹上。“自开元曲罢，几番风月?……推手含情还却手，一抹凉州哀撒。千古事，云飞烟灭。”（《贺新郎•听琵琶 》） 在历史的烟云中，词人看到过去历史中的无数英雄连同他们创造的功名事业，一起在时间中化为烟云，便产生了一种虚幻的哀感。当个体的人和代表历史价值形态的功名事业一起消亡时，给后人带来的是对消逝的惊愕和恐惧。惊愕的是时间的永恒而功名的无常，恐惧的是自己的功名事业至今无成。在历史的悠悠进程中，英雄们消逝了，但是他们活动的空间环境依旧存在，成为一种激起人们对历史幽情和审美情思的文化古迹。在这些历史古迹中，感伤的词人把现实中的境况投射到他所感伤的历史境况中，造成现实境况和历史境况的一种今古通融之感，以及通融之下的双端互补，两极映射的艺术化关系。于是，此种伤今吊古之情感有了厚重的审美内涵。“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楼观甫陈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生，哀乐转相寻，今犹昔。”（《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历史的悲感在词人心中凝结着充斥着，难以散开，今古皆然的东西，还有什么放不下呢？
三、生命悲剧意识
王国维在评稼轩词时说：“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 辛词中不仅有着真切的个人情感体悟，还有生命的体悟，对宇宙万物的关怀。那些沉痛悲叹光阴虚掷的篇章就是这样的充满了感伤和悲愤。“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事，戏作》）当年的叱咤风云的青年将帅已经是“可怜白发生”。只有在“醉里挑灯看剑”，在梦中率军北伐，实现收复河山的壮志夙愿。梦醒后只觉得鬓生白发，依旧是满腹悲凉。岁月匆匆，中年的辛弃疾，在经历了人世间的危机和宦海沉浮，他已经无法点兵沙场，只能在落日城头，扶剑悲歌：“腰间剑，聊弹铗。”“中国古代的文人，在实现个人的人生抱负和政治理想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长度上，常常超出了他的生命有限时间，于是构成了个体生命长度的有限性和人生意愿伸展的超常性的矛盾” 这也是形成辛弃疾人生感伤的内在张力。具体的人生抱负，功名、灭胡、壮志雄心，在生命的长度面前都束手无策了，拘促难前，受到岁暮、鬓秋、年老的限制。谁也无法穿透时间的障垒，徒有悲吟之声，哀唱之曲。
辛弃疾在《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中写出了一种对时间流逝的悲叹，“老来情味减，对酒别，怯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人所面对的山川流水，日月星辰，虽然也在发生着缓慢地变化，但这些客体世界和转眼即逝的个人生命相比，它们却具有一种相对的永恒性，这些永恒存在的客体反过来显衬出个体人生的短促和微不足道。人生的易逝，使人很容易的发出“寄蚍蜉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感慨。衰老、憔悴、年光一刹、白驹过隙。当无法挽留的青春年华匆匆而逝时，惆怅和追念是不可避免的，这样一般意义上的叹老惜时就与审美的心境忧伤相融合，生命之悲也就这样的悲起来了。这种生命之悲的感叹和伤痛，这种人之生存的悲剧性意蕴，就存在于这种时间的永恒无限与个体存在的渺小易逝双重体验之中。
壮年时候的辛弃疾在寂寞之时，还能够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抒发着“无人会，登临意”的落寞。（《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年青时的雄豪悲壮之音，在时光的无情消磨中是否依旧呢？这首晚年所作的《瑞鹧鸪•乙丑奉祠归，舟次余干赋》中，所有的英雄之气壮士之音，似乎已经消散了。
江头日日打头风，憔悴归来邴曼容。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真好龙。 孰居无事陪犀首，未应求封遇万松。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钟。
词中的“打头风”指的是逆风，而现实的环境也正是如此，日日里在逆风中的词人慢慢的衰老憔悴。生存的困境中，词人以邴曼容来自比。邴曼容是汉朝的高洁志士，“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 词人的已经不再有当初的豪情了，功名事业之心已去，不能够像曹操所作的《龟虽寿》那样，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了，一世之豪的辛弃疾有的似乎只是憔悴的面孔和龙钟的老态。这老年的抑郁悲慨之音是对政局的完全失望，还是对事业成空的悲叹？可悲的现实和理想壮志之间的矛盾，让人多么的无可奈何。这种无奈在词人的生命走向尽头的时候呜咽成最为凄凉的悲歌。辛弃疾在吟诵此词后的两年后辞世。据说他在临终前还呼喊着“杀贼”，这些悲愤的呼喊“与其说是在表达一种愿望，还不如说是在宣泄一腔遗恨。” 生命的最后一幕也是如此的悲壮，他的含恨而逝，令观者痛心。
总之，辛词的悲剧意识并非一己之悲，而是一国之悲。辛稼轩正是在表现个体情感世界时，把自己的人生苦闷拓展到更深广的民族忧患意识之中，延伸到更为恢宏的历史意识中，使得其生命悲剧意识也就显得无比的悲壮，而具有独特的魅力。
四、形成这种悲剧意识的原因
（一） 时代的因素
辛词中的悲剧意识是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和社会根源的。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是个悲剧性的时代。从北宋到南宋，深重的内忧外患与国运相始终。靖康之变后，南宋偏安一隅，积贫积弱的立国根基，北方强族的威压下，统治者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励精图治，而是选择了苟延残喘。宋室南渡后，曾一度有中兴之气象。但在建炎绍兴年间，以宋高宗和秦桧为首的投降主和派一味的妥协退让下，卖国求荣， “绍兴和议”中，宋向金称臣道藩，割地贡银，残杀了抗金名将岳飞，迫害主张收复失地的爱国志士。许多人空有北伐兴宋、恢复中原的理想而不得实现，民众的心理被迫忍受屈辱，悲愤的忧国之声成为南宋一百五十年的文学基调。可以说“强烈的悲剧意识是南宋爱国词的思想基质。”
在这种普遍的社会悲剧意识中，辛弃疾自然也有这样的共性。何况他又始终有着注定要与社会现状发生尖锐矛盾冲突的北伐兴宋的理想信念呢。徐轨在《词苑丛谈》卷四《品藻二》即曾引用黄犁庄之语曰：“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甫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起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 生不逢时的英雄气概在挥戈驰马、誓扫中原的志愿被无情压制扼杀之时，胸中不平之气，也就自然的流露出来。他不只一次的“西北望长安”，渴望能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他的忧国忧民之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直使变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丰年”。但是，当时社会上的情况是怎么样呢？那些不思进取的当权者们将江南的秀丽山水当作了安乐窝，“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深重的国难面前，奸佞小人们不仅以割地赔款来换得歌舞升平，而且对辛弃疾这种处处思国难，动辄想北伐，以恢复中原为理想的仁人志士，极尽迫害之能事。在辛弃疾的眼里正是这些投降派，造成了半壁偏安之局面，他在《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中对令人丧气的时代作了最为沉痛的谴责。词的上片如下：“渡江天马来，己任曾是经纶乎？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在此词中出现的“夷甫”是指南北朝的王衍，王夷甫是导致西晋灭亡东晋偏安的祸首之一。词人直指的点出，造成河山沦陷，偏安危局的正是那些只尚空谈畏敌如虎的卖国权奸，他们就像历史上的王夷甫那样令人深恶痛绝。辛弃疾将南宋掌权者比作王夷甫，曾经出现多次。如他在《水调歌头•日月如磨蚁》中写道：“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勘笑，西北有神州”，《贺新郎•细把君诗说》中他愤愤地写道：“叹夷甫诸人清绝”。
在南宋这个时代里，抗战和妥协两种势力一直在朝廷内外斗争。像辛弃疾这样的爱国志士，被朝廷冷落和摧残的很多。正如辛弃疾在《贺新郎•老大那堪说》中所说的：“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可以说偏安于半壁江山南宋，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时代，是书生无地效孤忠的一个时代，是正气郁而不伸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人们怎不会壮怀激烈？“靖康耻，犹未雪。”而西湖歌舞不休？民众的心理充满了悲剧意识，而代表着时代声音的辛词自然也充满了悲剧意识。
（二） 个人因素
瑞士学者皮亚杰认为：一个刺激要激起某一特定的反应，主体及机体就必须有反应刺激的能力。辛弃疾之所以能够唱出时代的悲壮之音，除了历史条件的玉成和生活遭遇使然之外，还和其主体意识、思想个性有关。
辛弃疾出生于北方，自幼过着亡国奴的生活。从小就感受到了那种民族的忧患。据他在《美芹十献》中自述，在词人幼年时那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祖父辛赞就非常注重对儿孙的爱国教育。这位老人经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望河山，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由于家庭的教育和氛围的影响，这种悲剧意识在辛弃疾少年时就已经扎根于其心灵中。他在随祖父居于京都汴京时，不过是一小童，这样的年龄本该是天真浪漫的嬉戏玩乐，而他在旧宫殿的禁苑中，缅怀起开元盛日。在《声声慢•赋红木犀》中写出了幼时对中原沦亡的感慨。这段忆旧之作的上片如下：开元盛日，天上载花，月殿桂影重重，一枝金粟玲珑。管弦凝碧池上，记当时风月愁浓。翠华远，但江南草木，烟锁深宫。这段忆旧的描写中，正活现了这位爱国志士从孩提时代就具有了浓郁的忧患情怀和悲剧意识。
辛弃疾南渡后四十多年里，一直处于宦游状态之中。南归之初只被任命为江阴签判，六年后官职虽然逐步升迁，但却都是地方任职。他在《满江红•倦客新丰》中写出了自己被大材小用的不平之情：“不念运行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空沉陆。”而就是这样的地方官职，也是在任时间不长。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二岁，十三年间被调换十四任官职。这种频繁的调动使他无法在任职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而其后的近二十多年，除了一度出仕闽中外，曾两次遭弹劾，罢居江西上饶达十八年之久。被埋没才干闲置不用的辛弃疾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他不仅诗词写得好，也是一位有胆有识、智勇双全的栋梁之才。当时的词人陈亮也曾称赞满腹经纶的他：背胛有负，足以负载四国之重；朱熹曾经以“股肱王室，经纶天下”来评价他。时人对他的评价并非虚言，辛弃疾二十二岁聚众抗金，驰马渡江，突入金营，生擒叛徒这些壮举，在《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中他曾经描述过：“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   ,汉箭朝飞金仆姑……”这部分写的就是他率五十骑突入敌军中，捉拿叛徒张安国的壮举。南归后，他曾经上书给当权者，有《美芹十献》、《九议》，这些都是可行的救国之良策，北伐之妙计，但都没有为当权者所用。现实是如此，纵然他有整顿乾坤的志气和才能，还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唯有寄一腔忠愤于词中，这就使得其词风沉郁悲凉。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中谈到“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南归后本来希望尽展其雄才大略，挥拥万夫，横戈杀敌，……然而，自隆兴元年符离之役失败后，南宋王朝一战丧胆，甘心向金朝俯首称臣，纳贡求和，使得英雄志士无路请缨，报国无门。而身为‘归正人’的辛弃疾更受到歧视而不被信任。”在这里谈到“归正人”这样一个名词，何为“归正人”呢？南宋政府把象辛弃疾这样从北方起义而来的爱国人士统称之为“归正人”。 南宋政府对归正人的态度一向是持贬抑、排斥和歧视的态度，像辛弃疾这样南归后受到排挤的失路英雄，胸中自然是意难平。激烈的忧愤中，他曾经写道：“写尽胸中，魄磊未全平。”《江城子•和人韵》。作为一个英雄人物，抗战名将，失意豪杰，他是极富有时代精神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不为人所理解的伟大孤独者。他的一生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悲剧一生，也是“他年要补天西北的壮志”不得实现而悲愤的一生。辛弃疾敏锐地感受到了一种人之生存的悲剧性意蕴，从幼时到南渡以后的40余年，现实中的生存处境促使辛弃疾由愁苦到悲愤。悲剧意识的体验正是随着人生阅历和性情的增长而愈来愈浓。
叶嘉莹在《灵谿说词》中谈到这样的一个观点：辛弃疾在创作中是以自己的全部生命中之意志与理念来写作的。辛词的意志理念是恢复中原至死不渝。这其中的悲剧意识“是一种与生命相结合的性情襟抱的本体之呈现，而并不仅只是流连光景的偶发之情而已。”英雄的性情、文人的抱负，在现实中却是悲剧的结果。可也就是这悲剧性的一生成就了悲剧性篇章，悲剧英雄的人格心理因素折射为豪迈奔放、悲凉沉郁的词风，使得其词作中蕴藏着深刻的悲剧意识。
总之，辛词的悲剧意识不仅仅是英雄不得志的孤愤，也是内心痛苦中的一种奋争，词人生命意志与理念都蕴含在这些充满悲剧意识的词作中。词人在把笔触深入到内心世界，在表现个体的情感世界之时，把自己的人生痛苦延伸拓展到更深广的对历史的感伤和民族忧患之中，使得其词作具有了时代的色彩，在充分表达内心世界的无限之时，使得其具有了一种崇高壮丽的悲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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